VITA:Vitalik ：DAO不是公司，自治组织中的去中心化十分重要

原文标题：《DAOsarenotcorporations:wheredecentralizationinautonomousorganizationsmatters》

作者：VitalikButerin

翻译：郭倩雯，链捕手

近日，有诸多讨论关注一种观点——高度去中心化的DAO无法运作，认为DAO治理应该逐渐趋于传统的公司治理，以保持竞争力。这些观点大体一致：高度去中心化的治理效率很低，而传统的拥有董事会、首席执行官等人员的公司治理结构，或其类似结构，在数百年间不断演变，致力于在变化的世界中做出良好决策，为股东创造价值。DAO的理想主义者天真地认为平均主义的去中心化理想可以表现更好，然而在传统企业部门中的如此尝试，其实至多只获得些许成功。

这篇文章将论证为什么这种立场往往是错误的，并详细讨论不同种类的去中心化在不同情况中的重要性。我将特别集中讨论去中心化的三种情况：

去中心是为了在凹的环境中做出更好的决定：在这种环境中，多元主义甚至是天真的妥协平均来看，都有可能胜过集中化所带来的一致性。

抗审查的去中心化：应用程序在运作同时，需要抵抗强大外部行为者的攻击。

去中心化是可信的公平性：DAO承担着类似于国家的职能，如基本的基础设施供应，因此像可预测性、稳健性和中立性等特征都比效率更重要。

中心化是凸的，去中心化是凹的

原帖参见：https://vitalik.ca/general/2020/11/08/concave.html

对需要做出的决定进行分类的一种方法，是看它们是凸形还是凹形。在A和B之间选择，我们首先要看的不是A与B问题本身，而是一个更高阶的问题：你是愿意在A和B之间采取折中方案，还是愿意掷硬币来决定？在预期效用方面，我们可以用一个图来表达这种区别：

如果一个决定是凹形，我们就会选择妥协，如果是凸形，我们就会选择抛硬币来决定。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回答高阶问题：“妥协”或“掷硬币”，而不是回答关注于A与B本身的一阶问题。

凸形决策的例子包括：

应对流行疾病：100%的旅行禁令可能会起到阻断病的作用，0%的旅行禁令无法阻断病，但至少不会给人们带来不便，但50%或90%的旅行禁令则在两方面上都会带来糟糕结果。

数据：Vitalik相关巨鲸地址于2小时前将2013枚ETH转入OKX:7月11日消息，据Lookonchain数据显示，与Vitalik Buterin相关的0x9e92开头巨鲸地址于2小时前将2013枚ETH（价值约合376万美元）转入OKX。据悉，Vitalik Buterin地址于2022年12月30日到2023年5月18日期间共计向0x9e92开头地址转账22,300枚ETH（4160万美元）。[2023/7/11 10:48:56]

军事战略：在A线进攻可能有意义，在B线进攻可能有意义。但把军队分成两半，在两边进攻，则意味着敌人可以轻松逐一对付两支军队。

加密协议中的技术选择：使用技术A可能有意义，使用技术B可能有意义，但两者之间的一些混合往往会导致不必要的复杂性，甚至增加两者相互干扰的风险。

凹形决策的例子包括：

司法决策：两个独立判决的中间值可能比随机选一个判决更公平、更理智。

公共产品投资：通常，给两个有前途的项目中的每一个提供X美元，比给一个提供2X美元，而不给另一个项目提供任何资金更有效。

税率：由于二次无谓损失机制，X%的税率带来的危害往往只有2X%的税率的四分之一，但在提高收入方面比后者多出二分之一。因此，适度的税收比在低/无税收和高税收之间随机选择更好。

当决策是凸形时，去中心化决策的过程很容易导致混乱和无效的妥协。当决策是凹形时，依靠群众的智慧可以得到更好答案。在这些情况下，类似DAO的结构，能够输入大量不同决策，这意义重大。事实上，那些认为世界总体上更加凹陷的人，更有可能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看到人们对去中心化的需要。

VitaDAO和乌克兰DAO应该是DAO吗？

许多相对新兴的DAO与早期DAO不同，早期DAO关注于提供基础设施组织，而相对新兴的DAO围绕特定主题执行各种任务。VitaDAO是一个资助早期长寿研究的DAO，而UkraineDAO资助与组织相关活动，以帮助乌克兰战争的受害者，同时支持乌克兰的国防活动。它们需要成为DAO吗？

这是一个细微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了解UkraineDAO本身的内部运作，来获得一个可能答案。典型的DAO倾向于“去中心化”，将大量的资本聚集到一个池子里，代币持有人进行投票来资助每一次分配。而UkraineDAO，将其功能分割成许多单元，每个单元尽可能独立工作。最高层的管理机构可以创建新的单元，但一旦一个单元被创建并被赋予资源，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运作的。在内部，单个单元确实存在领导，以更中心化的方式运作，尽管它们仍努力遵循个人自治的精神。

欧洲刑警组织打击比利时庞氏局Vitae，收回150万欧元加密货币:欧盟法律机构欧洲刑警组织打击了比利时庞氏局Vitae。欧洲刑警组织突袭了与该网站相关的17个地点，这些地点被宣传为拥有自己的加密货币的社交媒体网站。该公司以VITAE AG的名义在瑞士运营。在此次行动中，执法人员收回了110万欧元现金和150万欧元的加密货币。（Bitcoin）[2021/6/28 0:11:32]

人们可能会问的一个自然问题是：这种“DAO”实际上不就是传统的多层等级制吗？只是换了一种包装方式。我想说的是，这取决于实施情况：采取这种模式当然可能演变为刻板印象中的大公司专制，但也有可能用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对其进行采用。

有两件事可以帮助确保以这种方式建立的组织能够形成有意义的去中心化：

单元的真正高度自治。单元接受来自核心的资源，如果单元想继续获得这些资源，就偶尔需要接受检查，看其要求和能力是否符合要求。但除此之外，单元完全独立行动，不“听令于”核心。

高度去中心化和多样化的核心治理。这不需要一个“治理通证”，但它确实需要更广泛和更多样化的核心参与。通常情况下，广泛和多样化参与会导致效率下降。但是，如果得到了满足，单元高度自治，核心只需要做出更少决定，那么高层治理的效率降低的影响就会变小。

现在，这如何符合“凸与凹”的框架？答案大致如下：顶层是凹的，底层是凸的。给一个单元X美元通常比给它0美元和给它2X美元之间随机选择更好。采取妥协、或用“不一致”的原理指导不同决策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失。但在每个单独的单元内，能有明确观点指导决策，并能坚持许多选择，这些选择互相协，这更为重要。

去中心化和抗审查

在加密货币中，去中心化常被认为是为了抗审查：一个DAO或协议，在面对外部攻击时需要能继续运作并保护自己，包括来自大公司甚至政府的攻击。这一点已经被公开谈论了很久，所以不再赘述，但仍有一些重要的细微差别。

目前使用最多的两个最成功的抗审查服务是ThePirateBay和Sci-Hub。ThePirateBay是一个混合系统：它是BitTorrent的搜索引擎，是一个高度去中心化的网络。但搜索引擎本身是中心化的，一个小的核心团队专门负责维持其运行。它用打地鼠的策略来保护自己：当锤子落下时，让开一条路，然后在其他地方重新出现。ThePirateBay和Sci-Hub都经常更换域名，利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使用各种其他技术。这种策略是中心化的，但它使他们在防御和产品改进的敏捷性上取得成功。

金色财经现场报道 以太坊创始人Vitalik Buterin：验证节点的“4个不要”:金色财经6月3日现场报道，在今天的以太坊技术及应用大会上，以太坊创始人Vitalik Buterin做了题为“Casper与分片技术最新进展”的主题演讲。V神介绍说，验证节点不要加入跟别人一样的权益池，不要用跟别人一样的VPS，不要使用跟比人一样的操作系统；不要用跟别人一样的客户端。[2018/6/3]

DAO和ThePirateBay和Sci-Hub不一样；DAO更像是BitTorrent。而BitTorrent需要是去中心化的：它不仅需要抵抗审查制度，还需要长期投资和具有可靠性。如果BitTorrent每年被关停一次，并要求其所有播种人和用户更换到新供应商，那么网络会迅速降级。抗审查的DAO也应属于同一类别：它们不仅应该提供躲避永久审查的服务，也要避免单纯的不稳定和干扰。MakerDAO是这方面的优秀案例。你可以建立一个普通的搜索引擎，并使用Sci-Hub式的技术来确保其生存。

去中心化是可信的公平性

有时，DAO也需要承担民族国家的一些功能。这往往涉及到可描述为“维护基本基础设施”的任务。因为政府监督DAO的能力较弱，所以DAO需要在结构上进行更多的自我监督，而这需要去中心化。

考虑三个激励性的例子：算法稳定币、Kleros法庭和Optimism追溯性资助机制。

算法稳定币DAO，是使用链上金融合约创建加密资产的系统，其价格跟踪一些稳定的指数，通常是美元。

Kleros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法庭”：作为一个DAO，其功能是对仲裁问题作出裁决，如“该Github提交的内容对该链上悬赏来说是否可接受？”

Optimism的追溯资金机制，是OptimismDAO的组成部分，它追溯性奖励那些为Ethereum和Optimism生态系统提供过价值的项目。

在这三种情况下，都需要进行主观判断，无法通过一段链上代码自动完成。在第一种情况下，目标是获得一些对价格指数的合理测算。如果稳定币跟踪美元，那么你只需要ETH/美元的价格。如果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或其他一些需要放弃美元的原因，稳定币DAO可能需要管理一个可信赖的链上CPI计算。

Kleros对提交的任意问题都会做出不可避免的主观判断，包括判断已提交问题是否应该因“不道德”而被拒绝。Optimism的追溯性资助任务是所有最开放的主观问题之一：哪些项目对以太坊和Optimism生态系统做出最大贡献？

金融厅限制泰国Tavitt公司ICO活动，“在日居住者无法购买”:日前，泰国Tavitt公司发布与日本金融厅协商结果，在日居住者不可以参加ICO活动。非在日居住者（在海外居住的日本人）可以参加ICO。根据引用的金融厅邮件，总结出以下几点意见：1 、在日居住者将不能参加未在日本注册的海外法人实施的ICO活动；2、非在日居住者（在海外居住的日本人）可以参加ICO；3、未在日本金融厅注册加密货币交易所资格的海外法人实施的ICO活动，如果不明确“在日居住者无法购买”的话，将无法实施ICO。4、金融厅目前对该公司的技术WAVES无法理解，如果继续存在这种“在日居住者可以买进ICO“的状态的情况，将涉嫌违反资金决算法。5、在日居住者将不能通过WAVES等未在日本金融厅注册的海外法人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购入加密货币。[2018/3/7]

这三种情况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治理”，而且是相当强大的治理。在所有情况下，治理会受到内外部攻击，很容易导致大的问题出现。因此，治理不仅需要强大，还需要使众多对其不信任的公众相信它是强大的。

算法稳定币的阿喀琉斯之踵：预言机

算法稳定币依赖于预言机。为了让链上智能合约了解是将DAI的价值锁定在0.005ETH还是0.0005ETH，它需要一些机制来了解ETH/USD价格的信息。而事实上，该“预言机”就是算法稳定币可以被攻击的主要地方。

这导致了一个安全难题：算法稳定币无法安全持有比其投机代币市值更多的抵押品，因此不能发行更多单位。因为如果允许它这样做，它就可以购买一半的投机代币，用这些代币来控制预言机，通过提供坏/错误的预言机价值，对其进行清算，来窃取用户资金。

一个可能的稳定币预言机的替代设计是：增加一层间接性。引述ethresear.ch的帖子：

“我们设立了一个合同，其中有13个“提供者”；查询的答案是这些提供者返回答案的中位数。每周都会有一次投票，预言机代币持有者可以替换其中一个提供者......

安全模型很简单：如果你相信投票机制，你就可以相信预言机的输出，除非7个提供者同时出现腐败。如果你信任当前的预言机提供者，你至少可以在未来六周内信任其输出，即使你完全不信任该投票机制。因此，如果投票机制受到破坏，任何依赖预言机的应用程序参与者都有足够时间进行有序退出。”

非营利组织“机器情报研究所”接受加密货币捐赠 收到Vitalik Buterin763,970美元的捐赠:非营利组织“机器情报研究所”(Machine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stitute)最近发布了一份筹款统计数据，显示了对加密货币社区的大力支持。该机构是一家非盈利组织，负责调查与人类高级人工智能(AI)相关的安全问题。他们在2017年的年度募款活动筹集了250多万美元，是125万美元目标的两倍多。非营利组织透露，在这次筹款活动中捐赠的资金有66%(大约166万美元)是用加密货币(主要是比特币和以太坊)进行的。事实上，最大的捐赠是在筹款活动结束的时候，从Vitalik Buterin那里获得了价值763,970美元的捐赠。Vitalik的捐赠是迄今为止研究机构在所有筹款活动中所收到的第三大捐款。[2018/2/22]

请注意，这个建议一定程度上剥夺了治理者快速行动的能力，有意将预言机的责任分散到大量的参与者身上。这样做是有价值的，原因有二。首先，它使外人更难攻击预言机，也使新币持有者更难迅速控制预言机。其次，它使预言机参与者本身更难串通起来攻击系统。它也削弱了预言机的可提取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供应商可能会故意推迟发布，以便从清算中获利。

Kleros的公平性

“去中心化法庭”系统Kleros是以太坊生态系统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重要基础设施。

最近，有一些公众对该平台的决策是否公平表示担忧。一些参与者发起案件，试图从去中心化的智能合约保险平台索取他们认为应得的赔款。这些案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Mizu对第1170号案件的报告。该案件从一个细小的语言纠纷演变成大范围的丑闻，因为有人指责Kleros本身的内部人员通过协作，使用大量代币，使决策走向他们希望的态势。一位参加辩论的人写道：

“法院基于激励机制的决策过程......目前为止，正在被在法院拥有强大利益的魔鬼所吞噬。”

当然，这不过是更广泛辩论中一则问题的一面，需要Kleros社区来弄清楚孰是孰非，以及如何应对。但是，从更广的角度看，重要的是Kleros这样的价值主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服公众——他们是受到保护的，能免于这种中心化的操纵。要使类似Kleros的存在受到信任，似乎有必要禁止个人在高级法院拥有25%的股份。无论是更广泛的对代币进行分配，还是使用其他非代币驱动的治理，一个更可信的去中心化的治理形式都可以帮助Kleros完全避免这种担忧。

Optimism追溯性资助

Optimism追溯性资助第一轮的结果由24个“徽章持有者“的四次投票选出。第二轮可能会有更多的徽章持有者，最终的目标是使其转变为追溯性资金分配系统，由更广泛的公民机构控制，比如采用一些涉及分类、小组委员会和/或授权的多层次机制。

关于是否要有更多或更少的公民，已经有一些内部辩论：“公民”是否真的意味着更接近于“参议员”，该公民应该是一个深刻理解Optimism生态系统的专家贡献者，还是任何明显参与过Optimism生态系统的人？或者介于两者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立场一直是倾向于更多公民，用第二层授权来解决治理效率低下的问题，而不是在治理协议中加入集中化。我坚持该立场的关键原因，是认为存在潜在的内幕交易和自我交易。

Optimism的追溯性资助机制一直以来都是为了与未来的投机生态系统相结合：目前需要资金的公益项目可以出售“项目代币”，任何购买项目代币的人都有资格在以后获得大量追溯性资助。但这种机制若要良好运作，关键取决于追溯性资金能正常运作，但这种追溯性资金机制极易遭到破坏，比如：

如果一些人已经决定了他们如何对某个项目投票，他们可以在发布决定之前买入其项目代币。

如果某些人知道他们以后会对某个特定的项目进行裁决，他们可以提前买入项目代币，然后故意投票支持它，即使该项目实际上不值得资助。

资助决策者可以接受项目的贿赂。

处理这些类型的腐败和内幕交易问题通常有三种方式：

追溯性地惩罚恶意的决策者。

主动过滤，寻求高质量的决策者。

增加更多的决策者。

企业界通常专注于前两种方式，对第一种方式采取财务监管和明确惩罚，对第二种方式采取亲自面试和背景调查。去中心化世界对这些工具的诉诸较少：项目代币可能是匿名交易，DAO对外部司法系统的求助极其有限。而项目的远程和在线性质，以及对全球包容性的诉求，都使背调和非正式的当面“测试”更难进行。因此，去中心化的世界需要更加重视第三种技术：将决策权分配给更多的决策者，这样每个单独决策者的权力就会减少，因此相互勾结更有可能被举报和揭露。

DAO应该从公司治理或学中学习更多东西吗？

CurtisYarvin是一位美国哲学家，他认为公司比政府更有效、更优，因此我们应该让政府看起来更像公司，来对政府进行改善，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表达了他认为DAO治理应该如何设计：

“相反，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英美有限责任股份公司的基本设计大致保持不变--一个持不同意见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说，这实际上可能是一场公司革命。如果股份公司的设计并不完美，我们可以期望它趋于完美。

虽然这两种类型的组织之间存在着分类差异——我们可以称其为一阶和二阶组织——但似乎目前的社会有非常有效的二阶组织，但没有非常有效的一阶组织。

因此，我们可能对二阶组织了解更多。因此，在设计DAO时，我们应该从公司治理开始，而不是从学开始。”

Yarvin的帖子非常正确地指出了“一阶”和“二阶”组织之间的关键区别。但Yarvin的帖子紧接着犯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错误，他转而说公司治理是DAO进行运作的更好起点。这个错误令人惊讶，因为这种情况的逻辑几乎直接暗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因为DAO之上没有主权，而且通常明确从事提供服务的业务，这些服务通常为主权所有。所以DAO更值得学习的正是主权的设计，而不是公司治理的设计。

值得称赞的是，Yarvin帖子的第二部分确实主张采用“沙漏”模式，将去中心化的一致和问责层与中心化的管理和执行层结合，但这已经是共识，那就是DAO的设计至少需要从一阶机构和二阶机构中进行学习。

主权国家低效，而公司高效，这与数论可以证明很多东西，但抽象群论只能证明有限数量的东西是一样的：公司面临的失败更少，取得的成就更高，是因为它们可以做更多的设定，有更强大的工具来进行运作。企业可以依靠当地的主权，在需要时受到保护，并依靠外部法律系统，基于此来稳定其激励结构。但是，在主权国家中，最大的挑战往往是，当激励结构受到攻击和/或面临完全崩溃的风险时，并没有外部的利维坦随时做好准备对其进行支持。

在为主权国家设计成功的治理系统时，最大的问题就是SamoBurja所说的“继任问题”：当第一批人退休，系统由新的一群人接管时，如何确保连续性。Burja写道，企业往往根本不解决这个问题：

“硅谷热衷于‘颠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继承问题，它在公司等独立机构中从未被解决。”

DAO最终将需要解决继承问题。君主制和类似公司的形式往往很难解决继承问题，因为该制度结构与一个特定人物的习惯紧密相连，要么移交是困难的，要么在移交给谁的问题上存在着巨大风险。像民主这样更去中心化的形式，至少能提供如何实现平稳过渡的理论。因此，我认为，与公司治理相比，DAO能够从更自由和更民主的学流派中借鉴更多。

当然，DAO在某些情况下必须完成特定的复杂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而使用一些类似公司的形式是明智的。此外，DAO需要处理来自意外的不确性。如果一个系统旨在围绕一组假设，以稳定和不变的方式运作，当面临这些极端和意外变化时，确实需要有魄力的领导者来协调应对。后者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稳定币处理美元崩溃：当一个稳定币DAO，一直坚信且致力于追踪美元，突然发现美元不再是一个可行的追踪对象，而需要快速切换到某种CPI时，该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治理也许是一种启发。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现成模式来应对该问题：创始人就是支点。但事实证明，制度在历史上也提供了一种应对该情况的模式，而且这种模式涵盖了危机结束后如何回到去中心化模式的问题：罗马共和国有一个惯例，就是选举独裁者在临时任期内担任，以应对危机。

事实上，我们可能只需要少量这样的DAO——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学的构造，而不是公司治理。但它们才是真正重要的。一个稳定币不需要高效，它首先必须是稳定和去中心化的。一个去中心化的法院也是如此。为特定事业注入资金的系统——无论是Optimism追溯性资金、VitaDAO、UkraineDAO还是其他系统——其目的都远不在于利润最大化。因此需要一个除股东利润激励以外的一致方案，以确保系统一直将资金用于预定目的。

到目前为止，组织中的大多数，即使是在加密世界中，都将是“契约性”的二阶组织，最终依靠于一阶巨头的支持。对于这些组织来说，更简洁、由领导者驱动、强调敏捷的治理形式是有意义的。但不应该偏离一个事实：如果没有一些非企业的去中心化形式来维持整体稳定，生态系统将无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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