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观察家｜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实业家们

经济观察报资中筠/文

中国在超过一个半世纪艰苦探索的现代化道路上，曾经出现过一大批实业家，对民族振兴、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功不可没，却不大进入当代人的视野。

中国人是以善于经商著称的，自古以来不乏出色的名商巨贾，先秦时期就有子贡、范蠡、吕不韦……我少年时曾经过一家老式店铺，门口有一副对联，因为感到有趣，居然过目不忘，至今记得：

越国大夫曾货殖，孔门弟子亦生涯。

上联指范蠡，下联就是子贡了。看来那商家还是慑于重士轻商的风气，所以要拉两位古人来撑腰。

司马迁著《史记》就专辟有《货殖列传》，这当然是太史公眼光独到之处，同时也说明，汉武帝时商业已经相当发达，而轻商尚未成风。后来又有徽商、浙商、晋商等等。有人说中国人与犹太人有相似之处，聪明勤奋，能在逆境中翻身，有一点机会就能发家。历史著作经常提到宋、明时代的市井繁荣盛况。那么为什么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敲开或轰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呢？

是什么压抑了市场？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是什么压抑了市场的发展？

第一是官府。历来商家受官府的压制，两千年不变。这是制度层面。过去总说中国主要矛盾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实际上在皇朝时代，社会最主要矛盾是官与民的矛盾，所以有“官逼民反”之说。此说不是我最先提出，但我颇为认同。这“民”，就包括商。凡是发达到一定程度的商家，免不了成为官家勒索的“肥肉”，于是就设法依附或勾结官府，以取得庇护或特权，或亦官亦商，成为“红顶商人”。如果发展到“富可敌国”，必定遭忌，无论何者，最后下场都不妙，如沈万三、胡雪岩，等等。

第二、科举入仕。既是制度，又是文化层面。科举制度把精英都收入仕途，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观念，即便富甲一方，仍然社会地位不高，缺一个“功名”。所以富商家族一定至少让一个子弟考科举、博功名，才能改换门庭，光宗耀祖。

第三、消费市场有限。高消费人群主要在宫廷和少数贵族之家。所以能工巧匠集中于手工业，精益求精，达到世界顶峰，但是没有庞大的中产阶层，大众购买力不高，缺少提高效率大规模生产的动力，因而也难有激发出工业革命的创新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自难发展出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没有外来强有力的冲击的确很难走出这一怪圈。外来冲击的作用姑且从鸦片战争算起。其最大的作用是削弱官府，直到清皇朝崩溃。客观上减轻了对民间工商业的压制，民族资本在夹缝中开始壮大；文化上西学东渐，逐步改变观念。工商业有了社会地位；被迫开放以后，必须做生意，于是有了竞争。当时中国面对的是19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所以引进的是现代科技和先进的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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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正走出中世纪，开始走向全面现代化是在20世纪上半叶，从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期。教育、实业、新闻、出版、文化、社会风气，乃至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全面现代化。所谓的“黄金十年”之说并不确切，这个过程远不是从1927年开始，而是更早，至少从清末已经开始，第一次欧战发生之后，列强暂时顾不上东方，也给了中国发展的空隙。

别的方面姑且不论，但就经济方面而言，二三十年中涌现出一大批实业家，成就了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中国。以下略举一些代表人物和产业，以见一斑，本文不能详述，难免挂一漏万，只是提供一个概念。

去掉“洋”字，功不可没

1927年以前的代表人物是张謇，他刚好是在1926年去世的。这是一位近代史上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人物，是从废科举前的状元，到现代实业家，从传统士大夫转变为新型知识分子的重要典型，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他立志于改良社会、振兴中华，关注面和事业极为广泛。其初衷是要办教育，为教育需要资金，才开始致力于实业，也就是从教育救国而实业救国，以其胸怀、魄力和才能，事业越办越大。最独特之处是企业办社会，一手建成了繁荣发达的南通市。在他以后还有一个企业建设社会同样的事例，就是卢作孚之于四川北碚。

张謇之后有：工业：荣德生及荣氏家族，穆藕初，聂云台范旭东，刘鸿生，吴蕴初，宋棐卿。陈一甫、陈范有父子；银行：张公权、陈光甫、李馥蓀、钱新之；文化出版：夏瑞芳、张元济。史量才，邓季惺；商业：郭氏兄弟；交通：卢作孚；另外还有被杀害的烈士：项松茂；杜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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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批实业家最大的贡献是工业国产化。当时多少日用品的名称都冠以“洋”字：“洋布”、“洋面”、“洋火”、“洋蜡”、“洋灰”，连肥皂也称“洋皂”。名称没有“洋”字而主要靠进口的有“味之素”、毛线和毛纺织品、精盐，等等，更不用说西药了。而在短短十几、二十年中，这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日用品基本上实现国产化，去掉“洋”字，这是多大的功业！以荣氏为例，把民生最重要的衣和食都覆盖了，而且1915年首次实现了面粉出口。

以毛线为例，根据本人的记忆，我上小学时母亲织毛衣用的是充斥市场的英国蜜蜂牌毛线，而到中学时已经用东亚毛纺厂出产的“抵羊牌”毛线了，而且质量并不亚于进口毛线。说明它已经得起与洋货竞争，占领一部分市场。

新型中产阶层的出现及其作为

中产阶层不仅是在经济实力上，更重要是文化意义上，主要由实业家和知识精英组成。他们承载了中西交汇的文化，大多数既继承了传统“士”的特点，又是“海归”，一起撑起了当时代表现代化的社会价值观。以这批企业家而言，除了为实业国产化做出贡献外，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独立于官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间工商业在地位上、意识上独立于官府。在军阀混战中，他们不依附某一军阀。他们共同的诉求是发展、和平、推动社会前进，终极目标都是为了救国。救国是自救，过去都是政府以国家的名义提出要求，现在是自己确定什么是国家利益，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从这里出发，在时局动荡中有合乎逻辑的、大体一致的表现：

例如，1913年宋教仁案引起“二次革命”时，工商界多数反对武力解决，实际上站在了袁世凯一边；而对袁称帝、张勋复辟，他们持鲜明的反对态度；1926年北伐时，他们又支持北伐，以财力支持北伐成功的国民政府。这都是基于要求和平统一的一贯目标。

其次是石破天惊的银行集体抗命。1916年，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当时国库空虚，他以国务院名义电令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停止兑现，并要求各地官府派出军警监督执行。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公权认为如执行这一命令，将使银行信誉尽失，后果严重，难以恢复。于是与其他银行界同仁商议，决定抗命不从。参加者有：张公权、宋汉章、叶揆初、蒋抑卮、陈光甫、李馥蓀等，他们采取适当步骤，发布公告，继续照常兑现。由于各银行的联合一致，相互支持，渡过了因民众听到风声而发生挤兑的最初的险关，最后成功保住了银行的信誉，同时也保护了客户的利益。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坚守了现代银行信誉至上的原则，也表现出独立于政府强权的骨气和勇气。后来，1927年陈光甫在武汉还有一次抗拒武汉政府停兑令，坚持照常兑现，那一次上海银行损失不小，但是维护了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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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联合维权的觉悟和行动。从以上联合抗命的举动来看，工商界已经有了联合维权的觉悟。1912年第一次全国工商盛会，由上海总商会发起，各地商会、华侨商会代表济济一堂。张謇、聂云台等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荣德生提出三个提案：振兴纺织业、派海外实习生、制造机器母厂，都获通过。最后一点“制造机器母厂”是极具远见的，因为当时虽然最终产品实现国产，而机器还得进口。不过这一提议要很久以后才实现。

1914年北洋政府出台“产销并征”的税收政策，遭到工商联的集体抗议，并得《申报》等媒体支持。这也是联合维权的一次重大成果。

当时的银行家对于银行的主要功能是支持实业，都有清晰的认识，所以银行家与实业家关系比较密切，有同舟共济的观念。

第四是公益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骨干力量。上述大部分企业家都热心公益，除了积极扶贫济困外，已经有“授人以渔”的现代公益思想。他们最热心的是教育事业，并有明确的通过教育改良社会的目标。例如张謇创办的盲哑学校，明确说明不是为了怜悯，而是为培养能自食其力的个人，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公民。黄炎培、史良才等人都是热心教育，而且根据国情需要办各种职业学校，既为社会培养急需的人才，又为贫寒子弟谋求出路。现代的企业文化也开始引进。例如东亚毛纺厂的职工福利十分优厚，还自办“东亚小学”，不但职工子弟可以免费入学，还面向社会，由于其师资优越，成为当时许多家长的首选之一。另外，穆藕初、吴蕴初都是裸捐。以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和这批企业家并不雄厚的实力，比之差不多同时代正在兴起的美国慈善家，相对说来差距并不那么大。

第五不以财富论英雄。办企业当然必须盈利，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逐利不是终极目标，振兴实业，从而“救国”，才是终极目标。这批实业家个人的人品可能参差不齐，但就总体而言，大体有一个原则和底线，在“义”、“利”之间知所取舍。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但是与当下不同的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们的产品，例如：“火柴大王”、“味精大王”，而不是他们的财富。有时企业和产品比本人名气大得多，例如“启新洋灰”在天津十分有名，但是陈氏父子的名字鲜为人知。事实上，就个人财富而言，实业家中称得上“巨富”的很少。一个例子足以说明：我所知道的当时天津称得上“大老板”的人家，都没有自己的房产，而是租房而住的。由于那个时代家庭人口比较多，住得并不宽敞。天津有不少著名的“X家大院”的豪宅，大多属于下野政客，或过去的祖传。那时尚无“按揭”的做法，买房必须全款，而这批新型企业家大约在十几年中尚未有足够的积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时局不稳，对置产持慎重态度。总之，说明他们大多属于典型的中产，而不是“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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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中产阶层也撑起社会价值观。首先是爱国，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有毁家纾难的，而极少附逆的。另外，他们的创业是靠知识、才能，经历了艰苦奋斗，因而比较重视子女教育，纨绔子弟较少。而在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一掷千金的大多是所谓的“暴发户”或官宦人家的子弟，为他们所不齿。这也造就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在博弈中求生存

中产阶层在有了经济实力之后，自然有影响的需要和愿望，以实现他们理想的社会。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中产阶层虽然在某个历史空隙中发展壮大，有了一定的独立地位，但是在政权面前始终处于软势，在影响方面有少数成功的例子，而总的说来，不但不能影响大局，还是免不了受制于官府，在艰苦博弈中求生存。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

其一，有限的积极影响。最早，1900年庚子之乱，慈禧向十一国宣战时，以李鸿章为首的几位封疆大吏有“乱命不从”，联合起来实行“东南互保”之举，保全了人口最密集、最富庶的大片国土免遭蹂躏。这一事实笔者已经在《袁昶烈士》一文中有叙述。不过该文没有提到，实际上这一举动出谋划策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张謇。而且他以其独立的身份和威望奔走于各有关总督和大臣之间，进行说服，起了重要作用。这一举动既是救急，免遭生灵涂炭，也符合新起的实业界和平发展的诉求。

五四运动除了学生之外，企业界也曾积极参与，反对二十一条，联名上书要求不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为此，工商界曾募集“救国储金”，后袁世凯想插手这一笔资金，被坚决拒绝。

北伐战争统一中国，以及其后建立的国民政府都得到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和资助。蒋政府初期对他们比较倚仗和尊重。但是好景不长，以后就发生矛盾，下面将要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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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以本人的国际威望，国民政府不得不予以倚重。抗日战争中，美国对支持中国抗战开始是比较犹豫的，而且对蒋政府缺乏信任，最早争取美国贷款的谈判，在陈光甫参与下，取得美国信任，谈成了第一笔“棉麦贷款”。

其二，始终在与官府的博弈中求生存。由于中国始终没有一个健康的法治环境，民营工商业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不可能完全摆脱当政者的“恩”与“威”。早期的张謇本人是做过官的，还曾被册封三品。他最先办工业是奉张之洞之名，但由于政府实在没有资金，只能向民间集资，而那时的商人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主意识，不接受“官督民办”，才成为“官商合资”。再后来逐步成为以民办为主，不过早期发迹时也曾依靠官府取得垄断地位；作为交换，被迫每年要交巨额的“官息”。最后张謇的企业破产固然有多种主客观因素，而这一硬性的高额官息也是压断资金链的重负之一。这是他作为过渡性人物的局限性。

范旭东不同于张謇，是新一代的典型，他本人的理念和作为也属于新一代。但是他的创业仍在官府压迫下备尝艰辛，最后可以说是被气死的。范是日本京都大学应用化学系毕业，本已留校当助教。辛亥革命后抱着“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之志回国。他利用天津塘沽沿海的优势，在那里置地开办久大精盐公司，使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精盐。此事不再赘述。这里主要讲他在军阀混战中的遭遇。他制精盐首先触犯了旧盐商的利益，遭到这方面传统势力的围攻。幸好当时有一部分也可称权贵的人物支持他，最初入股的有梁启超、蔡锷、杨度、刘奎一、范源濂等人。梁先后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还兼任过盐务署督办，范源濂是教育总长。后来黎元洪、曹锟也入股。又由于有人给袁世凯送去两瓶精盐，袁嚐后喜欢，下令给了久大五口安经销权，这对久大精盐初创打开局面起了不可小看的作用。所以还是靠“朝中有人”。但是，好景不长，“城头变幻大王旗”，各路占领天津的军阀或其手下都要来“借款”，敲诈勒索，不堪其扰。最严重的一次是奉系军阀驻扎天津，此时曹锟已下台，他们以久大公司有曹锟等的股份为名，要“清理”、没收。甚至明目张胆绑架范旭东，最后以各种名义勒索一大笔款项了事。这是最突出的一次。由于盐是要在全国各地销售的。各地的大小军阀、地头蛇，上上下下都要在它身上捞一笔，年年如此。北伐成功之后，依然免不了遭国民政府、地方官僚各种手段的压榨。

其三，北伐以后的国民政府。国民党执政之初必须依靠工商界财力的支持。但是民国政府始终未走出“训政”，实行“宪政”。在没有健全的制度保障下，在朝者仍未摆脱利用特权与民争利的痼疾，民营企业仍摆脱不了在与官府的博弈中艰难前行的命运。特别是抗战胜利之后，百业待兴，正是应该大力扶植工商业，恢复和振兴经济之时。当政者却采取了一系列短视、自私、错误的政策，与民争利，杀鸡取卵。原来怀着胜利的喜悦，对重振家业，建设国家充满希望的工商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实际上政府是自毁长城，不但失去了经济基础，而且完全失去了中产精英阶层的人心。现在人们都认为“四大家族”之说不确，因为陈氏兄弟并未发财。但是孔、宋两家利用特权敛财则是事实。这不在于财富的数量，而是其性质。以受贿为特征的腐败是中下级官僚的行径，而他们这种大权在握居高位者，主要还是倚仗特权变相掠夺，和利用内部信息投机谋私利。再以范旭东为例。他在抗战前已经备尝官府勒索之苦。胜利之后，他一心想恢复被日寇蹂躏的天津和南京的公司，并已派侯德榜到美国采购化工生产机器，已经一切谈妥，只需要中国银行出一担保，即可付款成交。此事本来很简单，只需宋子文的签字，却遭到百般推脱，最后得到暗示，只有把公司让给宋子文主持，他才能签字，也就是宋要吞并这一产业。范为此心力交瘁，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这是对待抗战后内迁，需要恢复生业的企业的一例。还有对待沦陷区被日寇强占的民产，“中央政府”接收时，不但不归还原主，还定为“逆产”，予以剥夺。再加以对沦陷区百姓掠夺性的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等等。所以对于盼“中央”如大旱之盼云霓的沦陷区人民来说，其失望和幻灭不是一般的。在内战全面爆发之前，已经失去城市一大部分人心。本文并不是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全部原因，只是就民族工商业这一领域而言。

我的几点看法

第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民营企业在内忧外患中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对中的现代化功不可没。它最大的意义在于从根本上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这种发展与科技创新不可分，不论是火柴、水泥、还是味精、纺织、羊毛，每一样产品之改良，达到能与洋货争市场的标准，都经过无数科学实验，更不用说化工产品了。那些创业者本人很多都是专家，例如吴蕴初、范旭东、侯德榜，本人都是在实验室进进出出的。这才能真正使中国迈入近现代。当时也有一批“暴发户”，靠“炒地皮”和“买空卖空”，这部分人的确在短期内迅速致富，生活奢华，令人侧目，但是社会地位不高，不受尊敬。严肃的制造业、与之相辅相成的金融业和商业占主流地位，这才是国家发展的根本。

第二，当时能产生相对独立的一批实业家，客观原因是遇到“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的大门被冲开，从此走向世界，进入一个新时代。所以“开放”才能促“改革”。这是客观效果，与列强主观的野心不一定相符。正如古语说“多难兴邦”，“难”当然是坏事，造成“兴”，还是“衰”，端看自己如何应对。中国幸运的是还有这样一批既继承了传统“士”的精神，又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同时还具备实干才能的一批有志之士，利用“多难”，成就了“兴邦”的事业。

第三，在列强中，除了日、俄之外，其他国家对中国主要不是领土要求，而是经济野心，但是并非一定诉诸武力。所以还有利用和博弈的余地。在这过程中，中国经济实际上发展起来了，情况已如前述。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日本的作用。甲午一战，中国朝野震动，客观上起了惊醒这个老大民族的作用。许多发奋图强、厉行改革之事是在此之后开始的。其中之一，是中国赴日留学生陡增，这种开放的、勇于向对手学习的态度是健康的，代表了民族的朝气。当然也由于日本是最方便革命者流亡之地。前期，日本对中国起了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二传手作用。当时各种思潮，包括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早是由日本留学生译介过来的。

另一方面甲午战争助长了日本政界的军国主义一派的势力，最后压倒了政界主张和平的一派，主导了日本国策。这一派觊觎中国地大物博已久，是处心积虑有领土野心的。日俄战争之后，占领东北，更加野心膨胀，终于大举进攻中国，这一仗是不可避免的。它造成中国最大的不幸，是切断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使中国再走弯路，历史改写，损失不可估量。

第四，前面说外力削弱了中国政府，客观上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指客观效果，当然并不是说政府越弱越好。只是专制的、高压性的、与民争利、压制民间活动、破坏市场经济的力量，弱一点是好事，客观上为经济发展留出了空间。从北洋政府到北伐以后的国民党政府，不论名义上如何称呼，终究是专制制度，没有健全的法治。只是不够强，没有达到无孔不入的大一统，舆论没有全部归顺，执政者还有所忌惮。根据张公权的总结，1916年那一次银行家斗胆抗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客观原因是：“尊重私人企业之思想，尚凝结于一般旧式军阀脑筋之中，不敢肆意摈斥，通商口岸所培养之舆论尚足使军人政客频加尊重，不敢蔑视。及国民党取得政权，自知本身实力尚待养成，不得不利用社会已造就之人才，及具有基础之事业，巩固其地位。”这是中肯之论。

回顾中华民族百年来踉踉跄跄走向现代的道路上，曾有过这样一段经济发展的历史，这样一批人物。在当时积弱积贫的情况下，他们的成就只是初步的，例如产品可以国产，机器还必须依赖进口。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当然已今非昔比，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一切都自己制造。不过进过多年来GDP飞速增长后，对关键产品的自主创新又提上了日程。什么是有关经济命脉的关键产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环境能出现真正的、有独立创造精神的人才，如果不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话，前辈的心血和业绩，那一段历史的正反面经验，值得今人关注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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