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货币并不是交易的内容，而是一种载体

引言

路德维希·玻尔兹曼最早把熵的过程和无序进而和信息联系在一起。克劳德·香农则最早把无序和信息惊奇进而和创造力联系在一起。休伯特·约凯表明，即使在生物学中，要从一系列创造力惊奇的数据点集中，区分出一组随机数据，本质上也是不可能的。今天，物理学分成了两大学派：一派把宇宙视为仅仅受一个无穷大的多元宇宙命令的随机系统；另一派则赞成一个受创造和创造力命令的单一宇宙说。

如信息论所显示的，企业家启动一项意外地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发明或新技术，学者通过可证伪的证据来论证一种新理论，科学家则挑战熵只是像冰川崩塌融入北冰洋或老房子的油漆和瓦砾剥落那样是确定和不可逆的理论预期，从而发现一种新的能源。类似于热力学的熵，信息熵传递了混乱，而非秩序。秩序和决定论代表预期的实现，它们是低熵的，而混乱和自由却是高熵的。

信息论并不提倡混沌或无序。香农证明了，需要一个低熵载体——一条不含任何惊奇的可预测的信道——来承担充满惊奇内容的高熵信息。由于一个随机的码流较难区别于意外的和令人惊讶的创造力，香农表明，你不会想要一个熵的或令人惊讶的载体或噪声信道。世界绝大部分信息都在通过向电磁波作为载体传播的原因在于，电磁波谱具有光速和客观时间法则所确保的低熵可预测性。可预测的电磁波载体，使信息接收者能够从线路另一端的载体中区分出它们。

非洲开发银行支持数字货币并寻求性别平等:非洲开发银行（AfDB）宣布大力支持数字货币，并启动一种机制帮助增强女性能力，特别是帮助那些在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国家中的女性。该行表示，其董事会已向西非金融管理局（WEMA）授予了320,535美元的赠款，以将性别问题纳入西非经共体的数字金融服务（DFS）监管框架的主流。该行解释说，这些资金将支持对WAMA的若干战略进行性别差距分析，包括金融包容、性别分类数据分析、数字支付服务和基础设施以及数字身份。（TheGuardian）[2021/3/3 18:10:26]

信息论的经济学分析，把货币同宇宙中最根本性的和不可逆的载体——时间，联系在了一起。货币并不是交易的内容，而是一种载体。但是，货币的使用使高熵信息的传递成为可能。构成低熵网络通道的玻璃、光线和空气的“万维网”，并不包含任何比价格信号的“万维网”更重要的或更高熵的“信息”。恩斯特·马赫的物理学“原理”认为，深不可测的力量穿越于任何特定时点的整个宇宙，形成了任何给定地球坐标的条件。

经济学博士黄泽民：央行数字货币并非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金色财经报道，经济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原上海市政府参事黄泽民发表《央行数字货币将开创货币新纪元》文章，黄泽民表示，央行数字货币并非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中国央行法定数字货币与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相比，无论在货币的法定地位，还是在技术上都是不同的。第一，央行的数字货币是主权信用货币。人民币作为主权信用货币的性质，不会因为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有任何改变。第二，央行数字货币确保央行的中心地位。货币发行权唯一性决定了央行的中心地位。因此，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点，既不适合央行的货币创造，与以央行为核心的金融监督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相悖的。第三，法定数字货币采用的技术可以满足大规模快速结算的需求。区块链解决不了高并发的技术难题，多中心运行的结果是速度缓慢，无法满足现实经济活动大规模、快速结算的内在要求。央行数字货币根据中心化原则，采用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双层结构模式，保证了央行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与非金融经济主体之间传统的货币关系。（中国日报）[2020/5/6]

马赫原理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甚至非市场经济也不能例外。每一个价格都是其他价格“万维网”的表示，通过货币传递且根源于时间。若其根源被政府摧毁——正如拔起萝卜看看它们是否已经成熟，则价格体系将传递出错误的信号，扼杀构成了全部经济增长与进步的学习和探索。科学家一直很感激通用计量单位在经济和工业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桥梁、高楼大厦和电子系统的建造者，从世界各地获取部件。为了使这些部件能和其他部件协同作业，它们的使用者必须依赖各地都通行的度量体系。

声音 | Ripple首席技术官：区块链或加密货币并没有解决支付问题，因彼此之间无通信:据ambcrypto报道，6月8日，Ripple首席技术官David Schwartz在柏林“We are Developers（我们是开发者）”大会上解释了对支付进行全面重组的需要，以及区块链和专用技术将如何帮助实施这一重组。Schwartz解释了Ripple是如何通过基于区块链的产品改进跨境支付来解决支付问题的。他补充说，区块链或加密货币并没有解决支付问题，而是创造了“同样问题的一个更新更‘性感’的版本”，即区块链彼此之间没有通信，这与互联网早期发展阶段类似，而Interledger Protocol则可以帮助实现区块链互通。注：Interledger Protocol即Ripple此前推出的法币ILP连接器，旨在让金融机构更容易处理加密货币和法定货币。[2019/6/9]

国际单位制建立在7个关键度量标准上，每个度量标准都以一个物理常数为基础：时间单位，长度单位，重量单位，绝对温度，电流单位，分子质量单位，以及光度单位。在这些相互间具有不可变性的单位基础上，构造出了绝大多数国际贸易和商业“机器”。

声音 | V神：加密货币并不符合有效市场假说:V神在Twitter上回答问题时表示，“如果你分析一下经济学，那么加密货币就具有使EMH（有效市场假说）不能很好地运作的各种病态属性。”有效市场假说（EMH）是金融经济学中的一种理论，它表明资产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用信息。[2019/5/13]

这些度量单位不可以随意变动，它们的恒定性使建设项目、电脑设计、食品加工设备、网络、电冰箱、燃料、管道、科研实验室、微芯片资本设备、工业传感器、照明系统、医疗器械、光纤电缆、假肢器官、铁路轨道、贮藏设施、医疗设备，以及工业和政府等部门其他复杂的系统能够协调作业，以维持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存。正如理查德·维吉兰特所指出的，“在烤蛋糕时，我们不会用糖来衡量面粉，或者用香草来衡量橘子。我们不会说我们需要‘两勺黄油’的培根，或者‘三个苹果’的橘子。相反地，我们用量杯和勺子来计量。

美国CFTC前任主席：加密货币并非处于爆裂边缘的泡沫: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前任主席Jim Newsome表示，加密货币并非处于爆裂边缘的泡沫。他认为：“由于该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绝大多数机构资金仍未进入市场，主要原因是未来监管措施的不确定性。”[2018/3/9]

我们会准确地使用量杯，因为没有人会傻到认为量杯的最佳用途是拿来烤面包”。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家和哲学家同样明白货币具有一种类似的角色。在全球经济中，货币不能和商业相互融合；它们必须根源于一个外在于交换过程的绝对的度量基础。如果物价不相协调，它们将导致企业偏离正轨，这样一来就不能增加经济体的价值，进而也就不能通过可试验的学习创造知识。

国际单位制的度量指标证实了，“时间”对所有不可变的和不可逆的度量标准而言，都是根本性的。7个关键单位中的6个单位，均直接依赖于受时间流逝支配的物理常量所约束和定义、固定和架构的度量。因此，所有国际单位制的度量指标中，最基本的是“秒”，而秒取决于光在真空中的速度。其余的度量指标，本质上皆来源于这一基本的宇宙时间常量。

例如，“米”似乎是一个空间度量指标，但国际单位制把米定义为1秒的极微小间隔内，光在真空中所穿行的距离。作为绝对温度的度量指标，“开氏度数”是受秒钟流逝限制的频率的反映。“千克”与普朗克的量子常数h相联系，h是一个用来使量子波函数转变为焦耳每秒，进而与光速相联系的通用单位。“安培”则受根源于每秒震动频率的电磁学所支配。“坎德拉”同样是受支配于每秒震动周期的赫兹现象。

国际单位制表中的唯一例外证明了这一规则。“摩尔”因为以阿伏伽德罗常数计算，而“摆脱”了与时间直接相关。但是，正如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的，质量和能量最终仍然是光速在秒的潜在因子中的表示。经济中潜移默在的关键度量指标和信息反映——货币，也只有就其价值根源于时间的意义上说，才是可靠的。作为宇宙中唯一不可逆元素的时间，具有热力学熵所赋予的方向性，是所有价值最纯粹的参照点。

思忖一套新的世界体系，将有助于发明新形式的货币，政府和中央银行正在热切地企图证明他们实行利率操纵、采取通胀和货币贬值、资产购买支出以及再分配措施的有效性。上述抵制与企图扭转时间和熵的不可逆流动的努力，必定会遭到失败。在民众做出何时花费或投资他们掌控的资金的选择之前，购买媒介的数量洪流可以说毫无方向和目的。流动速率和周转频次，完全胜过了凯恩斯主义体系中具有性的时间操控。

为了克服当前正在考验着整个世界的经济低迷，我们必须重建一套健全的货币体系，锚定宇宙的物理常量，而非银行业者的反复无常。我们能否重拾美国梦？我们能否解除硅谷所面临的束缚，使主街重新焕发生机，使华尔街恢复其在利用创新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答案是肯定的。信息经济是一个注意力经济，它可能会像注意力改变那样快地发生改变。货币并不是一个谜团。我们人类可以掌控它，并且使它成为我们的仆人。政府垄断货币在未来有望成为历史。

虽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现存条件颇为棘手，但不管是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还是今天的增长停滞，政策的逆转都能在几天或几周内带来巨大的改善。正如现行政策抑制了增长一样，政策改变也能使所有的创业资产实现一个即时的显著增加。健全货币、低税率和放松管制等，可以开启和延长创业活动的投资回报期。许多不同的时期和地方都曾发生过这样的转变。比如，“二战”后，当数以千万计的复员转业军人从前线回来，不得不由驻防状态转向满足民用需求的经济中时，经济学家称之为一轮新的大萧条。

但是，1946年总统选举中共和党的大获全胜，使美国迅速摆脱了战时政府计划体制，而且哈里·杜鲁门总统通常很难抵制改变。1945—1947年，政府支出下降了61%以上。卡托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阿诺德·克林指出，“作为GDP的构成部分，政府采购支出的下降，比今天政府削减的支出总额还要多”。约15万政府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被裁员，可能还伴随着上百万其他部门的政府文职人员。同时被解散的还有战时生产委员会、战时劳工委员会、战时物价管理局等备受约翰·肯尼迪·加尔布雷斯所拥护的管理机构。

每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都信心满满地预测将出现萧条。1945年，保罗·萨缪尔森预言——听起来像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后继者保罗·克鲁格曼极力鼓吹实施数万亿美元新“刺激”，或拉里·萨默斯预测“长期增长停滞”，或托马斯·皮凯蒂和罗伯特·戈登预计增长结束那样——“以往任何经济体都不曾面对的，最艰巨的失业和低迷时期”。

结语

但是，不仅没有出现新的萧条，而且美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接下来的两年中，经济增长达到了10%，民用劳动力增加了700万。尽管针对投资者的税率高达91%，从战时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私人部门，开启了一轮长达10年的繁荣。通过家庭联合税单计划产生的50%的实际税收减免，为这一极其高昂的税率提供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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